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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康浩志在发言中提出，有三个关键因素，在未来可以给予更多关注：一是专业技能。上海可以通过教育的方式进行知识创新，为上海一流的大学提供创新资金。另外，创新和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国内的知识、国内的人才，尤其是在欠发达的领域，上海要注意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来上海创新，可以在上海建立一个风险管理科技方面的“小硅谷”。

不过，这会否意味着给中国股市带来大起大落的不确定性？赵庆明认为，市场的确存在顺周期的可能性，但当下中国的资本市场如今弹性越来越好，与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越来越深，与其他市场的走势一致性越来越明显，热钱的大进大出并不容易。“跨境资本的流动对于经济和金融的影响往往是中性的。”赵庆明表示，对于大国来说，外资投资比例往往占比较低，虽然会起到引领投资的作用，但没有决定市场走势的能力。而资本市场主要的影响因素仍是国家经济的基本面。

这种想法就是，海军陆战队可以潜入中国导弹射程内，让一支部队在岛礁或岛屿上登陆，并开始用自己的导弹和传感器进行反击。这就会迫使中国军队花费资源来应对海上威胁，从而为美国海军利用自身强大的打击能力创造机会。此外，美国国会还对“吸引造船厂并使之保持经营，并留住船厂中的熟练工人以支撑舰队的不断扩充”这一问题表示关切，而将资金投入造船业是前者所了解的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

一个细节是，2016年9月，李鸿忠临危受命北上履新天津市委书记，当年4月，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湖北省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管理推进会上，曾指出为官不为的“四类先生”：一是“两不先生”，政治上不强，也不踩“红线”。对党绝对忠诚不够，对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紧跟不够、落实不够，认为“不干事就不会出事”。

德国国家创业协会中国区首席代表Fabian von Heimburg提出，从数字经济总体规模来看，美国和中国要超过欧洲，但更多欧洲、尤其是德国的独角兽企业的后期融资额在提升，并且，德国在硬科技、B2B等领域实力雄厚。而中国有大量的市场需求和创新应用场景，德国企业对进入中国市场的愿望相当强烈。中国的资本、市场规模，在数量上已经很强，但在部分领域——比如硬科技、产业互联网B2B等，与德国的发展水平还有差距。这也意味着，中德之间有着许多合作机会，如共建中德基金，为培育特定数字经济产业创造更多机遇。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防务战略报告》《核态势审议报告》，以及特朗普的国情咨文等一系列文件，从不同角度对中国重新定位，并明确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表明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质变。这种变化更多的表现在军事方面，如美军强势推行“以实力求和平”，一是大幅度增加军费，美国国会通过的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批准国防预算高达716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二是把战略重点转向亚太，以印太战略取代亚太战略，彰显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三是采用多种手段遏制、打压、制衡中国。其中包括增强和调整军力，部署新装备新武器，以增强其军事实力和威慑力。